《人生大事》是生死，还是亲情？

最早对《人生大事》导演刘江江有印象还是在2019年的"平遥创投"现场。那会儿，他带着一部名为《上天堂》的电影站在台上提案。

导演的背景挺特别：写出这部电影之前，他在河北电视台工作，负责一档名为《村里这点事》的栏目剧。节目在农民频道播出，讲的都是老百姓那点儿柴米油盐的事。这么一档小栏目，导演拍了好些年，直到2017年节目停播，他才开始琢磨拍电影。

除了经历特别，当天提案的项目也挺让人印象深刻。华北殡葬文化、燕赵侠风、弃婴……印象中还夹杂着主角坐牢、打伤姐夫等一系列家长里短的事。乍听起来这故事实在是有点"偏门儿"。

三年之后，当年这个"偏门儿"的故事有了个新名字――《人生大事》，它以最商业的面貌出现在了大银幕上。目前影片总票房已将近4亿元，对于今年以来过于惨淡的电影市场来说，它是一针强心剂。

故事好像还是原来的故事，但整个面貌都大不相同了。

依然是殡葬这行当，男主角依然铁汉柔情。但故事从干燥的华北平原搬到了汗涔涔的武汉，少了点凛冽，多了几分热闹的烟火气。

故事也不复杂，抛开"殡葬"这个奇观式的外壳，甚至有些俗套。莫三妹，人称三哥，一个坐过牢的痞里痞气的中年男人，心不甘情不愿地接手了家族的殡葬生意。在一次纳棺时，撞到了小女孩小文。

孩子不懂生死，只觉得是三哥带走了与她相依为命的外婆，缠着他不放。一个糙汉，一个哪吒般倔强的小女孩，两人凑在一起，互相嫌弃，彼此治愈。

"殡葬"肯定是电影最大的亮点。这是个中国影视剧很少会触碰的元素，一来是题材敏感，中国人忌讳探讨死亡；二来一谈这事儿就苦了，商业卖相不好。

但《人生大事》切开了一个漂亮的口子，它消解了探讨生死的恐惧感，带观众跨越了走进殡葬行业的障碍。

朱一龙饰演的莫三妹一出场，这个行业的祛魅就完成了。三哥剃着个平头，身上挂了件花衬衫，走起路来吊儿郎当的。

他钻进有人去世的大杂院，伸手就拎起一张带火的烧纸，给自己点了根烟。边嚼着口香糖，边走一套整理仪容、送人上路的流程，过于漫不经心，以至于让人觉得这人真不敬业，但死亡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。

女孩小文的视角又给死亡添了一层浪漫化的滤镜。外婆早上没醒来，被坏人三哥装进箱子带走了。去世的人会变成天上的星星，而三哥和他的朋友们都是"种星星的人"。

《人生大事》消解死亡忌讳的另一方式是将它日常化，甚至喜剧化。

"上天堂"这家殡葬店不仅是做生意用的，它也是三哥和小文的家。纸扎的童男、童女是挂在家里墙上的娃娃，能有名字的那种。活人只要出钱，他们也能给办个葬礼。

三哥父亲去世了，骨灰盒用起来浪费，烧完装在奶粉罐子里就行。这些举重若轻的处理方式让《人生大事》规避了死亡禁忌。

光看主角的职业，很多人会想到那部经典日本电影《入殓师》事实上，这两个故事一点也不像。

《入殓师》本质上是个"职人"故事，讲的是一个新手入殓师从别人的死亡上感悟到了人生，并逐渐爱上这个特殊职业的过程。而《人生大事》披着"殡葬行业"的壳，每一次经历别人的死亡，都是黏合自己家庭、亲情关系的催化剂，本质上，它讲的还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亲情故事。

刑满释放的三哥，曾经的小偷王建仁、小商小贩银白雪，再加上失去外婆的小文，几个"被嫌弃的人"，因为一份被嫌弃的职业而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，有点是枝裕和《小偷家族》的意思。

这是一个新的家庭模式，掩藏着的是每个人旧家庭的裂痕。

三哥和父亲是父子，但更像是仇人。哥哥的去世横在三哥和父亲之间，再加上坐牢、搞砸生意的新仇旧恨，父子俩更像是一对儿仇人。本是为女朋友打架入狱的，一出来女朋友就跟人跑了，三哥成了彻底的LOSER，一个大冤种。

小文父母去向不明，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外婆，舅舅一家又无法接纳她，这个性格刚烈的小女孩没了家。

王建仁和银白雪也是彻底的社会底层，爹不疼、娘不爱的，不然也不会在三哥想要领养小文时，毅然决然地出面――都是没有着落的人，凑合一起过也没什么大不了。

殡葬店的生意，别人的死亡是三哥、小文父子情的催化剂，也是三哥和父亲渐渐和解的助推器。亲情故事贴着死亡写，情绪牵着情感走，这的确是个讨巧的方式。

《人生大事》讨巧的设计还有很多，甚至可以说，整部电影都是用极强的技巧搭建而成的，无论是人物塑造、故事推进，还是商业性的考量。

这很像是监制韩延能给电影带来的东西。《人生大事》肯定是他喜欢的题材，他导演的《滚蛋吧，肿瘤君》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都是讲生死的故事。

韩延的生死故事从亲身经历者的角度展开，刘江江的故事从第三方视角展开，视角不同，这些故事的结构和气质却是极其相似。

《人生大事》与《滚蛋吧，肿瘤君》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一样，都是大半部喜剧，最后用最能打到中国观众泪点的方式，把情绪顶到头。只要观众走出电影院能评价一句"好哭"，这电影就成功了一半。

在喜剧的部分，《人生大事》借了殡葬行业的光，笑料和荒诞感做得更足了。

丧葬店的隔壁是婚庆店，小文大闹葬礼现场，给活人办一场帝王般的葬礼，幼儿园表演送葬节目……把丧葬文化日常化的处理带来了很好的喜剧效果。这些笑料提升了观众观影的体验感，也让电影后段的煽情更为有效。

除了大结构上的套路，《人生大事》在人物塑造、细节和符号的使用上，也有很强的技巧性。

丸子头、红缨枪、霸道的性格……小文就是个当代小哪吒，观众一眼就看得出。相对应的，三哥被五个指头的沙发压在地上，就像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――他是哪吒不打不相识的好朋友孙悟空。借用中国观众再熟悉不过的这两个意象，电影里两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一下子就清晰了。

"上天堂"一语双关，是店名，也是大家对逝者的祝福。地上的事儿糟心，抬头看天就浪漫了，从死后变成星星，种星星的人，到最后那场烟花，《人生大事》用一套系统化的隐喻将整个故事浪漫化了。

电影有好几场非常精巧的戏，都赢在细节：

小文在骨灰盒上乱涂乱画，三哥本以为会激怒去世孩子的父母，没想到母亲举起孩子生前为她涂的指甲，和骨灰盒上的那么像；

三哥的父亲去世，他送老爷子“上天堂”的方式是用烟花把骨灰种在天上；仇人般的父子，都要一只脚踩在座位上坐着，动作那么同步……

一两个意象和技巧不难，难的是从结构到细节，把这一系列技巧熟练地归拢到一条主线上，形成一个闭环。

或许是太想提升这个故事中的人物冲突和情感浓度，想塞进太多符号和隐喻了，只要稍微一细想，这故事还是有很多生硬的地方，尤其在一些大的情节转折上。

电影第一幕，三哥就决定收养小文了，两人的感情基础不过是几天的相处。王建仁和银白雪怎么就这么心大，以夫妻的名义签了领养协议？父子之间到底多大的仇，一单生意砸了，父亲就来砸店？怎么就这么巧，前女友的丈夫死了，恰好又需要三哥来办后事？小文一被亲妈带走，三哥的父亲就去世了，这也太倒霉了吧？

虽然细想之后有这么多不合理，但除了个别极其追求逻辑和故事合理性的观众，大部分观众忽略了这些BUG，至少是抱了极大的宽容心来看待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归根结底，《人生大事》是一部情感和情绪驱动的电影。生死、亲情本身就能轻而易举触动情绪，这种触动几乎不需要技巧，是生理性的。小文外婆的声音最后会被复原出来，一条条播放，这件事观众不知道吗？当然知道，但听到去世的外婆对小文说话时，观众还是会跟着哭。小文叫三哥爸爸，这改口是不是来得太早了？你还来不及想，就被朱一龙那长睫毛的含泪大眼睛给感动了。

说白了，《人生大事》这类电影对情感、情绪的调动是一种"特效"，和好莱坞大片里的视觉特效一样，只要笑料、哭点出现得足够密集，处理得比较好，情节BUG和合理性的坑就会被填平。所以，除了结尾小文亲生母亲的出现实在有点突兀，整部电影的情节问题基本被填平了。即便填得不够平，这些所谓硬伤也不太会绊住你，让观影情绪断掉。

硬朗的三哥，脆弱的朱一龙

除了导演、编剧对情绪的把控能力，推动《人生大事》的情感，弥补电影逻辑硬伤的另一大功臣是男主角朱一龙。

不管是不是对朱一龙的演技抱有期待，看完《人生大事》，都会觉得朱一龙的演技是令人惊喜的。

平头、花衬衫，佝偻着背，大剌剌地在街上横晃，张嘴闭嘴都是老子……三哥这个角色颠覆了大家对朱一龙的认知。

如果说硬汉、市井气、底层感是这个人物带给朱一龙的改变，那三哥内在的脆弱感，哭起来的情绪带动能力就是朱一龙带给这个人物的。

朱一龙穿着背心，捏着烟，颓丧着脸，从杂乱、燥热的巷子里走出来，钻进了"上天堂"。他佝着的背，抽烟的姿势、神态，一瞬间确实容易让人想起《春光乍现》里的梁朝伟。

朱一龙对喜剧元素的把握也挺让人惊喜的。《人生大事》是一部写实的电影，无论是生活细节，还是故事设定，都是极其接地气的。但故事里偶尔会有看似很脱线的情节，比如，殡葬店里三个人的友情，突然下的收养决定，撞到前女友劈腿，医院里抢出殡的生意……

一些漫画式的情节依附于三哥直愣愣但又脆弱的性格，好像也显得没那么突兀了，甚至还多了些喜剧效果，这些的确要归功于朱一龙的演技。

大概是三哥、小文这条故事线太突出了，明星效应又足够。《人生大事》显而易见地删减了其他人物线的戏份，东北女孩银白雪的背景、王建仁的过往经历都没来得及交代，两人怎么好上的也略去不表。包括三哥的家庭关系、小文的家庭情况都有些显得功能性，一切都为两人的关系递进和成长服务。

这在电影的叙事逻辑上有点失衡，但从商业片的商业逻辑上来考量，似乎又特别合理――抓大放小吧，保住电影最动人、最有讨论空间的部分，对观众来说就已经足够了。

写着写着，我又看了一眼票房情况。《人生大事》的票房已经3亿多了，对于今年以来过于惨淡的电影市场来说，它是一针强心剂。

至少，它让愿意相信的人有理由继续相信，即便在市场和大环境再不好的日子里，做出真正有品质的东西，观众还是会买账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