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是《爱情神话》，而是《爱情麻药》

近日，正在院线热映的电影《爱情神话》成为岁末年初国产电影的黑马。它由邵艺辉导演、徐峥、马伊琍、倪虹洁和吴越等人主演，宣发低调、又是新人导演的作品，在上映后引起热议，也引发了两极分化的讨论。

大部分影迷给予了对这部电影的肯定，认为它精准地表现了“上海性”，同时是一部难得的国内女性主义佳作。批评者则认为《爱情神话》对上海的描绘是悬浮而失真的，它表现的是一种“空中楼阁”式的上海。

作者认为，实际上《爱情神话》的问题并不在于失真，而在于创作者过度的沉浸。它选择呈现的是上海布尔乔亚街区的景观，然而它对此景观完全欣赏、投入，失去了创作者审慎和质疑的思考。那是一种对干净、无尘、与农民工隔离的布尔乔亚生活沉浸、欣赏的眼光。但它确实存在，并非虚假。当有评论以虚假作为对这部电影的批评时，它并不恰切。

在作者看来，这是一部难得的电影，尤其是在同行的“衬托”下，更显出它的可贵之处。但一味的吹捧赞扬，甚至说它是女性主义电影标杆，反而是一种捧杀。在这篇影评里，作者从最被热议的“上海性”和“女性主义”这两个角度出发，结合相关批评，来聊聊这部电影具体的优点和缺点。

这部电影被人热议的第一点是它的“上海性”。电影对上海景观的呈现是值得一提的，它从台词中可见一斑。片中台词“白相”“十三点”“灵啊灵啊”“嫑提这西男宁”“女人一生必须拥有一双吉米丘”都是上海人耳熟能详的表达，比如白相就是上海话里玩的意思，十三点就是脑子有病。不仅如此，片中还混合了一些苏北或苏南的表达，比如“脱底蛇篓”，这是烂人的意思。影片在上海取景，处处可见海派街道，片中出现的海苔花生是老大昌的，徐峥说的蝴蝶酥就是天钥桥路买的。

片中的人物也具有典型的上海味道。徐峥饰演的白老师是上海文艺中产的典范。大抵上海有不少这样的“文艺中年”：理想未成，总感觉自己怀才不遇，有点钱，有点闲，但生活总缺了点什么。

老乌则是老克勒的代表。这类人属于老上海，有钱有闲，具有绅士品味，但又没有太大野心，喜欢弥漫着品味和人情味的生活。老乌平时好像没工作似的，四处晃悠，帮好朋友忙，神神道道，欢喜拉缸，他看起来潇洒，又是一个很孤独的人，他感慨老上海的味道渐渐消逝，嘴上逞强自己有多少个女友。这个人物其实有他悲剧的一面，他是今天不合时宜的一类人。

电影反映的东西其实并不复杂，就是中年离婚男女的世俗常态。情欲和爱情之下，激荡着生活的滋味。和斯嘉丽·约翰逊主演的《婚姻故事》侧重于讲述结婚到离婚的过程相比，《爱情神话》聚焦的是中年人离婚后的状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爱情神话》里有一个隐喻。影片提及：老乌1989年曾经出国，这个生平如迷的男人自诩有过很多外国女友，其中最重要的三个分别来自苏联、德国，和他念兹在兹的索菲亚·罗兰。罗马向来是西方浪漫神话的伊甸园，苏联则是二十世纪最盛大的政治实验，两个德国的合并，则与苏联解体一样一同标志着冷战的结束。

老乌在意大利邂逅了索菲亚·罗兰，随后他与苏联女友分手，结束异国漂泊又重返上海。这个男人总说自己只是在编故事，他的一生和他1990年起免费居住的房屋也是一个迷，但我们不妨用编故事的思路来做一个脑洞。如果与象征着1990年代感伤与迷惘的《苏州河》做对比，那么《爱情神话》或许可理解为《苏州河》之后文艺青年怎么走的一个解答。

所不同的是，《苏州河》刻画了一个永远停留在1990年代（甚至他个人的精神是1980年代的结晶）的悲剧人物，《爱情神话》给出的则是岁月静好解法。当现实已成定局，追忆过去只能沦为虚无主义或时代旁落者的忧愁，另一批具有有闲阶级烙印的文艺青年，在中年之后走向了“世俗的慰藉”：有点钱，有点闲，又有点具体的生活实感。

这种亦舒式的解法，虽会遭到嘲讽，却又是当宏大层面困境无法解决，个人治愈己身的无奈之举。所谓《爱情神话》，亦是人如何直面惨淡的精神处境。繁花似锦的金句交织，堆的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生活。

有评论指出，《爱情神话》过于失真，但至少在还原一座城市气质的角度来说，它已经做得比国内大部分同行要好。这本来是电影的基本功，但被急于挣钱的人淡忘了。有评论指出鞋匠喝咖啡、谈论哲学是很虚假的处理，真实的鞋匠怎会这样？可是，如果我们落实到具体分析的角度，在上海这样一座咖啡馆数量世界第一的城市（根据2021年上海市发布的《上海咖啡消费指数》），喝咖啡早就不是中产的标志，而是不分阶层、随处可见的，仅仅是淮海中路就有50多座咖啡馆。喝咖啡、谈论哲学，在上海的打工人群体里并不少见，此前在现实生活上演的“农民工读海德格尔”，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对一个人的理解不该局限于符号化，鞋匠凭什么不能谈论哲学？农民工凭什么不能读海德格尔？对一个群体粗浅的印象，暴露出的是草率和傲慢。

电影全程沪语也不能作为它失真的证据，这实际上是一个艺术化的处理。一种简单的现实主义观点，认为电影就应当完全照搬生活，否则便是失真，然而古往今来，没有一部电影能满足机械现实主义的要求，电影只要有叙事、剪辑的存在，它就必然不会是对现实的机械照搬，电影的目的也从来不是如史书般还原现实，而是穿透现实的表层，进入到精神真实、氛围真实，乃至对于生活本质的探寻。王家卫的《重庆森林》充斥着粤语和手持摄影、普鲁斯特写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流连于贵族生活和文人精神世界，我们能说它们展现了全部真实吗？它们所做的其实是对现实的艺术化处理，是竭力在时间之流中捕捉永恒的一瞬。

因此，无论是从“全程沪语”的角度来批判《爱情神话》，还是从电影只表现有闲阶层的角度，都会落入一种套路式的批评范式，而无法展开对电影更精确的分析，这种话语，同样可以复制到对张爱玲、曹雪芹、王家卫、布努埃尔、普鲁斯特等人的批评，毕竟在1940年代，当张爱玲编剧的《太太万岁》上演时，它就曾遭到集体炮轰，可事后却证明了《太太万岁》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电影。

我们再来说说本片第二个被热议的点——女性议题。笔者在走出电影院时，最初认可于导演对女性人物的诠释。但是在这些天仔细思考后，如果我们仔细地梳理剧作，会发现《爱情神话》对女性议题的呈现是讨巧而简化的。它有小聪明、有小趣味，但对于女性议题的认识，导演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对于一位新人，严谨而善意的方式不在于一昧捧杀，而是具体地指出优劣。

这部电影表面上是以男性视角展开的叙事，但它对男性凝视不乏嘲讽，当电影进行到马伊琍、倪虹洁与徐峥三人对峙那场戏时，戏剧台词看似云淡风轻，却充满了对男性凝视的反叛。片中马伊琍、倪虹洁、吴越主演的三位女性不是男性视角下的产物，而是三个具体的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，她们也没有上演争风吃醋、讨好男人的戏码，反而是徐峥饰演的老白，在她们面前不再是以大男子主义的形象出现，而是一个透露着一股中年小憋屈的上海男人形象。

女性主义的立意从主创的发言中也能觉察出来。这部电影出自邵艺辉的FIRST创投作品，她自编自导，剧本赢得马伊琍的喜爱，随后马伊琍邀请徐峥、倪虹洁、吴越等人加入。马伊琍在谈到自己的职场女性角色时说：“目前承认家庭主妇的宝贵地位还是有点难的。所以我还是希望各位女性观众慎重放弃自己在职场的位置。……我们诠释的只是一种人生，一种关系，也是想让大家看到积极的东西，不能因为不想经营情感而去逃避。”

无独有偶，邵艺辉和吴越、倪虹洁也谈到了女性视角在片中的分量。例如吴越说：“其实我们都想去尝试打破刻板的叙事，去呈现女性的全新形象。”所以，女性视角是这部电影不可被忽略的一个要素。

相比起《繁花》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等男性叙事者展开的电影，与《爱情神话》的女性视角更贴切的或许是张爱玲编剧的《太太万岁》。这部半个世纪前的佳作，处理的同样是中年生活。1947年，张爱玲在《大公报·戏剧与电影》上发表了《题记》：

中国女人向来是一结婚立刻由少女变为中年人，跳掉了少妇这一阶段。陈思珍就已经有中年人的气质了。她最后得到了快乐的结局也并不怎么快乐；所谓‘哀乐中年’，大概那意思就是他们的欢乐里面永远夹杂着一丝辛酸，他们的悲哀也不是完全没有安慰的。

《太太万岁》是一部关于“哀乐中年”的故事，而它的后续之作，同样疑似张爱玲编剧的《哀乐中年》对中年有进一步的探讨。《哀乐中年》尖锐地探讨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国人为何容易“未老先衰”，为什么初生牛犊的青年，用不了多久也能像老人一样世故、圆滑乃至更为保守？

《太太万岁》和《哀乐中年》是喜剧外壳下的悲剧，相比之下，《爱情神话》的遗憾不在于没有解决问题，而是对问题的呈现浅尝辄止。在老乌讲述“爱情神话”这个升华点后，电影滑落到了用一团和气化解问题的简单叙事。主人公的现实危机实际上被“有钱有闲”这个大前提化解了大半，电影对他们精神危机的呈现则点到为止。它是一部良好的小品电影，一出会心一笑的轻喜剧，但如果拔高到女性主义标杆，反而是一种捧杀。

《爱情神话》做得好的地方，是它对上海中产气质的呈现、对男性凝视的反转、饭局里的金句段子，以及老乌与索菲亚·罗兰这个富有寓言性的故事，但是金句的堆砌不能掩盖它结构的松散、滥用抒情音乐进行叙事缝合暴露出导演的局限。作为电影中的主要人物，老乌之死仅仅用两三个镜头就潦草带过；作为电影所着力烘托的女性主义典范，我们却只能看到李小姐浮光掠影的职场生活、格洛丽亚纸醉金迷的潇洒与无奈、吴越饰演的前妻功能性的出现。但是更具体的呢？在电影中要么没说，要么被蜻蜓点水般地略过，淹没在灵啊灵啊有闲有钱的潇洒中。

导演和主创谈到大法官金斯伯格、波伏瓦，金斯伯格之所以能鼓舞人心，在于她人生一步一步用坚实的行动去捍卫女性的权益，但在《爱情神话》里女性主义的呈现只停留在金句的维度，纵然观者不去苛责电影缺乏对贫困女性的呈现、对上海其他阶层女性的交叉指涉，哪怕是聚焦到李小姐、格洛丽亚、蓓蓓三个人，电影对她们女性困境的呈现也只能说隔靴挠痒。

在对女性议题的深挖中，纪录片《女大法官》、日本记者中村淳彦的书籍《东京贫困女子》、改编自英格玛·伯格曼电影的美剧《婚姻生活》都是不错的例子，放眼国内，仅仅是上海题材电影这一路，《太太万岁》《哀乐中年》对于婚姻生活和中年人未老先衰的探讨、《苏州河》里周迅饰演的少女牡丹对于一种理想主义幻灭的隐喻，也都能为后者提供灵感。两相对比，观者就能发现《爱情神话》在呈现女性议题上并未着墨太多，其实还是着力塑造了丰满的男性形象，而三位女性则更加抽象化。她们的生活在需要纵深的地方，常常都用金句绕过了。

至于五原路、常熟路、巨鹿路、淮海中路一带的景观，就是电影的模样，当部分批评者用悬浮、失真、被建构来评价电影的景观时，他们忽略了上海的真实本就是在悬浮与建构之中完成，或者说，那个实际上只占上海三分之一不到的布尔乔亚街区、那个将自己置身事外、悬浮于沉重历史之外的“例外部分”，它自20世纪以来就存在于上海的血液之中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上海的多数人不是市中心或网红景点的人，而是环市中心的外来务工人员，上海被建构的形象是干净的、无尘的、中产阶级的，上海多数人的生活却又是与尘土为伴的、劳动阶层的。上海的自我阶段可以追溯到明代、宋代，更遥远的时候，而今天的上海，是在一个个混血儿的繁殖中杀死了本体，又诞下新的现代性的子嗣。上海的本体早在婴儿时期就消亡了，它在近代后被动成为了他者的形象，成为欧洲、美国与日本资产阶级景观在东方的一重重镜子，这些镜子原本不是上海，在现代又形塑了上海的模样，一种人们很容易辨认，又无法具体概括的上海气息。

《爱情神话》选择仅仅呈现布尔乔亚街区那一部分，然而它的问题在于对此景观完全欣赏、投入，而失去了创作者审慎和质疑的思考。那是一种对干净、无尘、与农民工隔离的布尔乔亚生活沉浸、欣赏的眼光。我认为它确实存在，并非虚假，当左翼评论以虚假作为对这部电影的批评时，它并不恰切，真正的问题在于，《爱情神话》展现了局部的真实，但它既无力把真实朝向全景深挖，也没有对这种景观的、高度同质化的真实提供任何一种认真的审视，而只是艳羡地把它描绘出来，渴望，享受，岁月静好，一切问题悬置。

这个布尔乔亚街区是否能代表上海？这种有闲有钱、把一切问题悬置的生活是否就是我们对生活真相追索的终点？一个严肃的创作者，她在注视这一干净、无尘的布尔乔亚景观，除了亦舒式的解法、《小时代》或张嘉佳式的解法，能否进行更艰难而深刻的求索？

如果不能，如果我们把一切追问都堵在“你不能对电影太挑剔”“她已经很不容易了”，那我们在大银幕上就活该看不到更具有艺术性或思想价值的电影，只能一次次被愚弄观众的烂片喂食。放弃对复杂的求索，沉溺于金句、悬置、碎片与岁月静好，这是一种当代的特质，但存在本身，不意味着我们理所应当体认存在。

《爱情神话》是一部“但求一笑”的作品，它的苍凉和悲哀都淹没在简单的和解之中，而我们不难发现，白老师等人之所以能对生活和解，能选择这样潇洒、有品味的生活姿态，到头来离不开他“有钱有闲，在上海有房”的经济基础。仅仅是这一个大前提，就已经把大部分人区分开来，白老师的释怀之路，因此对普通人也不具有指导意义。

归根究底，《爱情神话》并不差，但也不够好，它是一部6.5到7分的电影，在同行的衬托下，被打成了8分。观众受够了一次次烂片投喂，看到一部差强人意的电影，能够开怀大笑，能够解解闷，也就欣然送上了五星。有人会反问：“何必对电影那么苛责？图个乐呵不就行了。”

但或许，当代最不缺乏的就是乐呵。这让我想起在一档脱口秀的衍生节目《某某与我》里，演员呼兰说：“我们之前说笑是生活的解药，不见得，我觉得笑是生活的麻药。”

说到底，《爱情神话》是一剂新冠疫情时代的美好麻药。今天的银幕上并不缺乏麻药，相反，我们生活在一个麻药遍地的时代，但是，那种敢于将麻药刺破的影像，正在越来越稀缺。因此，我乐于看到《爱情神话》这样幽默的布尔乔亚喜剧，但如果有一天，我们的银幕上不只有布尔乔亚式的悲喜剧，也能有属于无产者的《爱情神话》，或许是更难能可贵的事。

毕竟，我们在银幕上那个看到太多王侯将相和有闲阶级的生活，可是真正属于大多数人，反映普通劳动者，又并非廉价抒情、符号化呈现的作品又是极少的。然而进一步说，它指向当代生活的大哉问是——无产者在今天是否还能相信《爱情神话》？当生活的重负压在肩上，我们是否还发自内心，憧憬属于我们的“爱情神话”。

1、先生制造：《我们该如何去解释这疯狂的一年》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