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场记的自我修养

电影是集体的艺术。每一颗小小的螺丝钉都坚固地运转，才让大银幕的光照到更远的地方。

过去几年，我们和电影从业者们走得很近，透过他们的眼睛，看到了电影行业鲜活生动的模样。也曾经记录过电影美术的故事 电影美术：银幕落下无人喝彩，今后，还会有更多岗位里更多的电影人被我们持续关注下去。希望下一次电影散场后，灯光亮起，字幕滚完，他们的名字会被你看到。

那么，电影场记们的故事，开始了。

学体育的颜伊凡在专科毕业后，跟着朋友们“瞎混”过。在做网剧的朋友把他叫进组里打板，虽然没有经验，但颜伊凡觉得这份工作好玩而且自由，就干了起来。

做电影的场记是在2019年。颜伊凡进了院线电影《半个喜剧》的组，他第一次意识到，原来一个电影团队的工作可以如此认真：前期筹备时，剧组就已经把戏排了四五遍，把存在的问题剪出来，然后重新调整；到了拍摄期间，每天收工后，导演组和演员都要把第二天的戏走一遍，反思、再创作。

“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，让我发现了创作型团队的魅力。”颜伊凡说。在严格的剧组工作，也让颜伊凡发生了一些变化：拍摄的每个镜头都要检查一下，时刻关注着现场的陈设，不会的地方就一点点学。

当天的拍摄素材剪出来，如果有不接戏、穿帮的地方，他会觉得是自己工作的失职。“一开始肯定会犯错，慢慢十天半个月就修正过来了。”正是因为要特别细心地对待这份工作，颜伊凡觉得自己干成了一件事，这种感觉还不错。

谭博是理科生，毕业后在烟台的富士康做电子的研发支援，机箱的可靠性测试之类的工作和电影行业完全不沾边。辗转到武汉后，他一边工作，一边看了大量纪录片，那段时间他从电影里获得了不一样的感受，对这个社会的诸多现象，有了很多想说的话。

思考性和表达欲，也是很多人做电影的初衷，有了这个初心后，谭博参加了栗宪庭电影学习班，认识了《东北虎》的导演耿军、《春江水暖》的导演顾晓刚等电影人。

“那时我很惭愧， 他们都有自己的作品和独到之处，而我的创作力好像是不够的。”谭博选择从执行做起。

2016年初，他进了耿军导演的《轻松+愉快》剧组，没有从业经验，就只能吃苦耐劳。站在什么角度、怎么打板打板时的谭博并不知道，只能通过上网、看书的方式学习。

拍摄虽然不容易，但组里的氛围很好，他很喜欢耿军的语言风格，“特别轻松愉快，就找到了做电影的乐趣。”

相比之下，学编导的刘婷婷已经算是科班出身了。原本在电视台工作的她，因一次去横店探班的偶然经历，进到了剧组。“那时候也没有正式入行，只是做一些类似编剧助理的文字工作，记录他们开会要改什么剧本。”刘婷婷说。

当时的她跟着拍了很多香港电影的场记师父，学着如何做一名场记。直到怀着一颗崇拜和学习的心，进入王家卫导演的《一代宗师》剧组，刘婷婷找到了做这份工作的意义。

拍摄现场她看到袁和平和梁朝伟等主创，是如何热情认真地对待电影，也发现王家卫导演的习惯是用他的独白说话，“拍很多的画面，配上他的独白，但当时拍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这些镜头是干什么，直到呈现出来，惊叹原来还可以这样！”刘婷婷提起那个时刻，还是感慨“特别神奇”。

而实实在在地参与过这样的影片，她觉得就是值得的：“看到这部戏得了奖，想到这部片子我参与了，更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。”

外行身份，仅凭“喜欢”入场的他们并不知道，这份看似不起眼的工作，会让自己投入得

刘婷婷刚入行的时候，还是用胶片拍摄的年代。每个场记脖子上都挂着一块秒表，他们需要掐着秒看这一条拍了多长时间，算计胶片够不够用。

那个时候，她会在剧本上画各种图。人物A在左边，B在右边，A的左右手拿的东西分别是什么……拍下一条的时候，物件要在它该在的位置，不能穿帮。

后来技术进步了，有了QTAKE，现场每个人都能随时分到信号，手上拿着IPAD，每一个部门都能监看画面，连场记板也变成了电子的。场记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，现在打板的工作很多是摄影组的跟机员和打板人员来做。更多的时候，刘婷婷跟在导演身后，与各个部门沟通，来完成自己的工作。

但不管技术怎么进步，这份工作还是需要不断学习。谭博在姜文导演的《邪不压正》组时，为了更好地工作，甚至试着默写剧本。“每场戏实际拍摄的时间是不一样的，比如上一个镜头是在北京的影棚里拍彭于晏跑出来，下一个镜头接的可能就是在云南拍的戏了。”为了接戏的问题，要对剧本烂熟于心。

到了《乌海》拍摄期间，作为场记的谭博对于工作已经很娴熟了，他知道现场该做什么，哪些东西可以提前准备，“比在最初在耿军导演那里熟练了很多。”

不过和任何一份工作一样，做得越久，能获得的成就感阈值就越高，瓶颈期也就跟着来了。

做了五年场记，颜伊凡觉得该学的东西学到了，再干下去好像“也就这样了”。“因为从一开始可能就是好奇，觉得挺好玩的，然后是不服输，想把它做好，做着做着，学着学着，好像都能胜任工作了，就想转型了。”他说。

毕竟在很多人看来，场记是非常基础的工作，但有了做场记的经验来打底，很多人可以转型做现场执行导演或者统筹。去年，颜伊凡尝试做统筹助理，之后也打算慢慢地往统筹转。

而谭博在上个月刚转行，在一家品牌的广告公司做项目经理。转行的念头，经常会在一个片子杀青和下一项目找来之间的空档冒出来。在组里的时候，谭博忙着工作，不太会想别的，而一旦杀青回到在北京的住所，“这个工作到底要不要坚持”的声音就会反复想起。

拍电影的工作，让大家没有办法稳定下来。“在剧组里工作的最基层的人，包括很年轻的小伙子们，都还处在一种漂泊的状态。”谭博说。

更现实的层面是，场记的收入并不会随着经验积累而发生大的变化。一个项目拿到的钱平均到每个月，和普通上班族也差不了太多。一旦要考虑这些现实问题，很多因理想和热爱而来的人，也不得不转身离开了。

“你做了这么多年的场记，有没有想过转做副导演、执行导演、统筹？”很多人问过刘婷婷这个问题，她当然想过，也尝试过。

她发现那些工作自己也可以做，但直到今天，她依然是一名场记。“有一个前辈，已经六十多岁了，做了几十年的场记，场记就是她的身份。”刘婷婷说，每部电影的幕后都有不同的职位，没有谁比谁更高贵，在场记这个岗位上，如果能做把自己的工作做好，对影片拍摄有所帮助，那就是成就。

细节决定了一个场记的上限。要记录下能让剪辑和DIT看得懂的东西，镜头和服化道、演员是不是连续，这些都不是简单的工作。上一个全景镜头演员的衣服扣子是解开的，下一个近景演员因为冷把扣子扣上了，这样的穿帮镜头，刘婷婷不希望发生在自己身上。

“虽然现在各个部门，像道具组会盯自己的道具，服装组会盯服装的，但我还是要注意这些细节的东西。”对于这份工作，她很执着，甚至调侃自己太轴了。

有次在拍一个镜头时，摄影老师出于画面好看的考虑，想把原本放下去的窗帘升上去，刘婷婷跑过去制止：“不行，刚那个镜头窗帘是下来的，现在升上去会穿帮。”然后去和导演协调，依照导演对镜头的要求来决定。

不管最后有没有观众能注意到这一点，作为场记，这些细节就是刘婷婷的工作，能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好，就是最好的场记。

当然，辛苦总是伴随其中。在“女的当男的用，男的当牲口用”的电影剧组，工作强度经常大到身体上吃不消。拍《绣春刀2》的时候，刘婷婷连续熬了一个多月的通宵，拍完后神经衰弱，别人大声叫她的名字会把她吓到，杀青后在家躺了半个月不想动弹。

“拍《飞驰人生》的时候，在新疆无人区或者公路上，根本就没有厕所，对女生太不友好了。”刘婷婷调侃自己现在已经养成了憋尿的习惯，“感觉肾不太好了。”

可是这些，都不能成为她放弃这份工作的理由：“我为什么不能干一辈子场记呢？”

小时候，刘婷婷很喜欢刘德华，在文具盒和书皮上贴满了刘德华的贴纸。去年她进了饶晓志指导、刘德华主演的《人潮汹涌》剧组做场记，和她崇拜的华仔一起工作。在拍摄现场，她用自己的专业与刘德华沟通工作，这让她觉得特别有成就感：“我平等地站在了偶像面前。”

电影上映后，刘婷婷去影院看完了片子，听着周围观众的众论，她觉得很骄傲。“虽然我不是导演也不是摄影指导，但我的名字出现在片尾字幕，我参与了这部电影。”

而离开电影，进入广告公司的谭博，获得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，并且意外地有了一些新的感受：电影是影像的艺术，广告或许也可以。谭博发现自己过去几年经常局限在文艺片里，也需要换个方式，开拓一下眼界，积累一些做广告的创意。

“有点像缓兵之计。”谭博说，这些尝试也许同样能为他之后继续做电影服务，“如果以后有我欣赏的导演、喜欢的片子找我，我还是会去的。”

电影制造了很多梦境，让一些人能够光鲜亮丽地站在大众面前，接受关注和掌声，但更多人，躲在了幕后，默默地守护着每一个镜头。

对于这些“螺丝钉”来说，他们坚守于此的原因却非常简单，如三位电影场记所言：热爱大于一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