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神探大战》导演韦家辉：刘青云“深不见底”
韦家辉不喜欢在开拍前完全确定故事的走向和结局，他相信作品和角色都有自己的生命力，有它们发生和发展的自我逻辑。拍了几十年电影，周围人懂他、撑他，帮他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一部部作品，所以他想，为什么不能更大胆一些，试一些没那么有把握的东西？
《神探大战》的故事很“香港”，“不管是借用的那些著名案件，还是曾经‘九龙皇帝’曾灶财的涂鸦，都是属于一个时代的香港集体记忆。” 更是在一度低迷的2022年暑期档一举夺得超过六亿元的票房。
这是韦家辉告诉我们的关于电影《神探大战》创作前后的故事。
韦家辉，中国香港电视及电影编剧、导演、监制。1981年加入香港无线电视编剧训练班，担任TVB电视剧编审，1987年晋升创作总监，1989年成为监制。代表作有《义不容情》、《大时代》等。他曾十次获得香港金像奖提名，两次获奖。1995年他首次执导电影《和平饭店》。1996年与杜琪峯创建银河映像，在银河映像的首部作品为《一个字头的诞生》。2008年与杜琪峯合作的《神探》被誉为“港片之光”。其它电影代表作还包括《瘦身男女》、《大块头有大智慧》、《毒战》、《盲探》等等。
2007年拍电影《神探》的时候，我最初想讲一个警察，他很厉害，可是精神状况有些问题，结果电影变成了另一个故事。我很喜欢最开始那个想法，心里一直没放下，到2016、2017年的时候又想拍，但《神探大战》还是偏离了原来的设想。《神探》和《神探大战》完全是两种风格的电影，但其实都源自同一个始终没被拍出来的故事。
脑袋里有故事冒出来的时候，我不会轻易动笔写下来，因为它们会不停地飞出来，我也会任由它们飞。当然会有一个雏形，我会告诉电影公司和投资方我想拍一个怎样的故事，也会向相关人员描述它的概况，定下整体的“骨架”后，我再往里面填细节。
我做过编剧、导演、监制，对我来说最简单的还是我的老本行——创作。我看东西快，想故事很快，写出来的东西质量也不差，哪怕时间紧迫、发挥空间不大，我都可以完成——反正拿去给别人拍，自己这里的压力就小些。其他那些工作就一个比一个难，你要告诉别人这是怎么回事，或者怎么花这笔钱，净收入多少，损失又有多少……这些都要计划。而我最大的问题就是，拍着拍着就脱离了原来的蓝本。
有时情节已经反复推敲过许多遍，但到了现场，突然会有新的灵感来临，或者演员进入状态后，你突然发现不应该这样写。一切都在提醒你，原来的设计不是最合理的情节，或者这不是最合适的环境。这就是创作的一部分，我觉得每一部电影，或者说每一个创作都有自己的生命，要给予它们充分的尊重。
一边写故事的时候，我一边会设想这个角色属于哪个演员，他们会一个个自动出现在我脑海里。我习惯花好几个钟头看心目中适合角色的演员的照片，或者去相应的环境里探访，这样我会更清楚故事的走向。我不喜欢开拍前就全部定死结局，拍摄过程会返回给导演或者编剧一些不同的想法，开拍了，很多事情你才知道怎么做。
我不希望演员对着剧本照本宣科、过分依赖技巧，而希望他们可以调动荷尔蒙，这样引发的效果一定是最新鲜、最“猛”的。
拍《神探大战》之前我已经有十几年没拍过刘青云了，但我们没有坐下来先交流一下近况之类的。我拍戏的习惯是大家不要聊太多，我和刘青云合作过那么多次，知道他是怎样的演员、会以怎样的状态入戏。演员和角色才是最贴近的人，角色也有自己的生命，角色会告诉演员，今天这样做会更好看，但那样做不合适。
排练多了就会“假”，我追求的是一种新鲜感。
我不希望演员对着剧本照本宣科、过分依赖技巧，而希望他们可以调动荷尔蒙，这样引发的效果一定是最新鲜、最“猛”的。这次有许多临场的“飞页”（新增的台词），比如林峯扮演的方礼信和刘青云扮演的李俊在审讯室的对峙，开拍前两位演员才拿到剧本，对白很长，一边拍一边改，彼此都不知道对方会怎么演、会怎么反应，那种角力感会聚起一种“气”，后来呈现的结果就充满了张力。
刘青云很了解我，他知道不管事先讲得多仔细，开拍后可能都会变。但这也是刘青云特别厉害、让我特别珍惜的能力，他不需要那么多“预告”。
以前我就觉得他是一个“深不见底”的演员，好像一种奇迹：他能把任何你想到的东西都演出来，我常常觉得，人生里能遇到他这样的演员，真是莫大的幸运。
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可以再用力一点，给他更难一点的要求，把他逼得更狠一点。他像一匹宝马，你推它、鞭打他，他却越跑越快，你不知道他是否还有更多的潜力，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控制他。我从来不会担心他是否会承受不住我的要求，反而会觉得下次可以更进一步。
这次刘青云扮演的李俊可以和别人认为“不存在的人”对话。那些对白对别人来说可能很不正常，但他自己相信那些是真实发生的。这个世界其实并非真的那么理性，我也会想，是否每个人心里其实都存在几个声音？
我很偏爱“悲剧英雄”。在这个社会里最舒服的生存方式，就是别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。以前有人意识到，地球不是平的，也不是宇宙的中心，他们知道这是真相、想告诉别人，但他们的下场可能会很惨。这样的人很有魅力，我很喜欢这样的角色。
在《神探大战》里，“相信”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。这个主题在我以往的很多作品里都有重要的意义，比如《义不容情》。许多冲突发生的前提都是你究竟相信什么？你深信不疑的事情，万一是错的呢？万一别人根本不认同呢？
比如蔡卓妍扮演的陈仪，她自认为很幸运，遇到了天使一样的老公，但很快一切都天翻地覆，其实她遭遇的是一个魔鬼、一段梦魇。方礼信这个角色，要帅，要符合女生心里好老公的标准，外形来说很容易就会想到林峯，但这是一个很难的角色，有反转，需要很多层次的铺垫。
林峯给了我很大的惊喜。我以前看过他许多不同的演出，但这是我第一次拍他。我以前觉得香港电影缺三四十岁的实力小生，但我现在觉得他绝对是一个中坚力量。
我不太在意演员之前给观众留下过什么既定印象，而是把他看作一块未经雕琢的大理石，想象他可以被雕琢成的样子。我会先看他已经能做到什么，按照他以往的表演方法，写一些东西试试他是否能做到，可以的话就再加码，再换一招行不行？
年纪大了，拍一部戏就少一部戏，现在是你一定要拍这部戏才会去拍。我一直都提醒自己，千万不要被一些东西束缚，反而想看看自己可以走到多远，大胆点！
《神探大战》很“香港”，不管是借用的那些著名案件，还是曾经“九龙皇帝”曾灶财的涂鸦，都是属于一个时代的香港集体记忆。之前我有好几部作品都是在内地完成的，但那里不是我土生土长长大的地方，许多素材的收集或是故事的逻辑梳理，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且有难度的。
我还是想拍一部真正属于香港的电影。我对香港的犯罪故事很熟悉，对这个城市的警察、制度很熟悉，对这个城市发生过的事情很熟悉，也可以尽情把我对香港的感情放进去。而且在广东话的环境里，我很清楚怎么去安排每一个元素，不会有束手束脚的感觉。
这个故事从构想开始很快就有了一个主线，一个案件发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？可不可以跑遍全香港，你追我逐？所有人都会面临生死的边界，死亡突然就会“砰”一下出现。在那样一个空间里，大家靠走是行不通的，一定要跑。这些想法化成场景后，就能发现整个创作会打开格局。
比如庙街的戏，其实包括好几条街、好几个路口，还有天台，跨度很大；他们决战的那艘船是一个巨大的空间，其中还包括不同的楼层，不同位置又有不同的动作戏；大巴的空间很狭小，还有翻转，机位要不停地调整，大家要不停地沟通怎么设置距离。
每一场戏都很麻烦，我一直都有超级大的压力。拍了那么久的戏，我会尽力把一切纳入可控范围中，但绝对不可能百分百搞定每件事：拍街景时你不可以请人离开这个画面，要很有礼貌地商量。往往会有人过来问你要劳务费，因为拍摄打搅了他们做生意。还好我有一个完全信任的制片组，在现场的时候他们会让我尽情拍，自己见招拆招去解决问题。
我很感激我的团队，每个人都是精英，可以完成难度超高的方案。大家都不怕艰难和麻烦，吃饭聊天时所有人看起来都很放松，其实去现场就能明显感到他们的紧张，因为他们知道今天的拍摄难度，可能会发生没有剧本的状况，也可能会突然决定换景，但他们都已经习惯尽力而为。
这次一起拍戏的都是我合作过很多年的伙伴，你知道这群兄弟会使出浑身解数来搞定问题，就会安心很多。我讲戏的时候很兴奋，到拍的时候发现整个团队的人员都很兴奋，这会给我很大的动力。
拍了那么多年戏，我也先问自己是不是应该试一些东西？它们会让你紧张，不知如何操作，因为难，就更想拍出不同的东西来。我觉得肾上腺素飙到很高、压力很大的状态，好过觉得一切都很容易的感觉。
年纪大了，拍一部戏就少一部戏，现在是你一定要拍这部戏才会去拍。我一直都提醒自己，千万不要被一些东西束缚，反而想看看自己可以走到多远，大胆点！
不会因为观众爱看动作戏就拍这些元素，他们仍然会看到反转，或者意料之外的精彩，我想和他们一起经营这个过程。
我常常会自问，什么事情对这个世道是有益的，哪些想法是具有普世性的？我的电影、我的作品会比我更长久地留在这个世界上，我至少要保证它们的主题思想不会是错误的。
但另一个角度来说，我很怕“说教”，我自己就很怕看那样的作品，所以我要把想法化到剧情、化到冲突里，观众看完后自己能回味出来，而不是用台词把这些道理滔滔不绝地讲出来。
很早之前我就把电影归成两类。一类是“作者风格”的电影，我不会太在意观众是否能领会，有时甚至故意放一些他们不会立刻理解的东西，需要慢慢想。另一类就是“观众的电影”，它们面对的观众成分可以更复杂广泛，但不管他们成熟还是年轻，进入电影院都能跟上作品的节奏。
但我同样会坚持一件事，不会因为观众爱看动作戏就拍这些元素，他们仍然会看到反转，或者意料之外的精彩，我想和他们一起经营这个过程。
《神探大战》延期上映没有给我带来困扰，就这部电影本身来说，我已经经历了很漫长的等待，这几个月其实算不上什么。
以前我习惯“快”，准备得很快，上映得很快，现在渐渐可以习惯“慢”。慢其实会给你更多空间，可能初版剪辑得不够好，很多事情没有准备充分，现在都有机会修补。作品即将上映、要告一段落的时候，我反而会有点失落。一旦与观众见面，它就是最终的版本，我没机会再去修改。
如果这部电影在2018年、2019年“疫情前”就拍出来，它一定不是现在观众看到的面貌。我也坚信，现在的版本一定比那个时候可能的版本要好。过去几年疫情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。作为一个老百姓，我当然希望生活安静太平，但作为一个创作者，越是大时代，越有素材值得去写，可以发展出更多的灵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