终于等到电影院复苏，从高分《人生大事》开始

7月8日开始，上海的观众就能在电影院里看暑期档了。

而眼下最热的片子、2022年春节档之后的票房冠军，是这部国产片《人生大事》。昨天，它的票房已经突破了四亿。豆瓣评分也有7.5。

在它的带动下，整个票房大盘最终恢复到去年6月的85%以上。

说电影院“起死回生”有些夸张，但《人生大事》绝对是救市的强心剂。

一个不靠恋爱IP改编，无特效，无动作大场面，还因为疫情经历过档期延后的华语片怎么做到的呢？

有人说它是国产《入殓师》，我却觉得这是一部完全不同的电影。

它赢在题材新颖大胆，但又没有因此离经叛道。骨子里是满足了绝大多数普通观众的情感经验，骨子里依然是有市井烟火气，消解极苦极悲，追求大团圆的家庭戏。

经过两年多疫情反复的煎熬与历练，相信国人对于生死大事都有切身的感受。

2021年在武汉开机的《人生大事》当然不能说是瞅着后疫情时代社会情绪的命题作文，但它不自觉中又迎来可以好好谈论生死，最合适的阶段。

朱一龙扮演的主角莫三妹，是个刚出狱的街溜子。实在没有其他谋生的去处，他就跟自己同样“不入流”的朋友，一起经营父亲留下来的一家殡葬店铺，靠为逝者量身打造一系列身后服务而谋生。

于是他陆续遭遇了女友的抛弃、父亲的打击以及街坊邻居的非议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收留了一个逝者老太的外孙女武小文。

莫三妹被痞气封印的暖男灵魂被小女孩释放了，两个人一同面对各种各样的葬礼和死别，一同成长.....经过种种波折之后，成为真正的家人开始了新生活。

在《人生大事》之前，韩延的“肿瘤君”、“小红花”作为“人生三部曲”的前两部也是将镜头对准了病患生命的最后阶段，而第三部就将导筒交给了电视台新闻摄影出身的刘江江。

《人生大事》最初片名是“上天堂”，改为现在的名字，倒也不完全是为了避讳，它就是来自于导演刘江江小时候的见闻。

他的爷爷和伯伯都是木匠，会为逝者做棺材，还有亲戚就是葬礼的主持人，但凡有白事的家里，都会在门口贴上仨字：当大事。

“人生除死无大事”是片中老莫对儿子的临终嘱咐，敬畏生死、珍惜生命，成为贯穿整部电影的价值逻辑，在一定程度上，也道出后疫情时代绝大多数人的心声，引发共鸣是意料之中。

别说殡葬题材，哪怕是像冯小刚这样拍有历史背景的大片《一九四二》，也在上映期间引来部分质疑，认为“晦气”。有群众基础，普通观众能够说出来的殡葬题材作品，大概也只能是2008年上映、2021年国内重映的日本电影《入殓师》。

在《生死大事》上映后，大概这样类比会产生记忆点，不少声音将该片成为国产版的《入殓师》，但只有真正看过之后，你就会发现这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故事，气质堪称“冰与火”之间的区隔。

日本这部是“禁欲”的，追求克制、压抑的仪式感去获得尼采般超人的救赎。

而我们这部国片不但尊重甚至是鼓励人性的，依靠生活烟火气、群体朴素的情感共识让恐惧消弭，甚至会让生死这件大事往喜剧化的方向发展。

至少在电影里，无论是葬礼还是亡者自带的冰冷、悲剧色彩甚至可怖都被影像叙事的手段慢慢消解掉了。在电影的大部分地方，我认为分寸感是很好的。

最有意思的是人设的安排。

电影实际上是“双主角”，莫三妹和武小文明显对应的是“孙悟空和哪吒”这一段民间神话里的欢喜冤家。为了让观众能够很直接地感受到这种比拟，导演基本上是丢掉了含蓄，不让人去猜了。

演员朱一龙穿着花衬衫、大裤衩、剃了平台，脖子上、手腕处都套着链子，是紧箍咒的变体，出场的形象就是精瘦。店里的兄弟直接说他主意多，有“七十二变”，是孙猴子无疑了。

至于小文呢，干脆就梳着哪吒头，拿着外婆做的红缨枪。

两个“神人”都对应着剧情需要的情绪，孙悟空代表着暴躁、反叛、无规则，打抱不平，刀子嘴菩萨心；而哪吒呢，就是无父无母的野生状态，是家庭关系的弃儿。

把神话人物这样拉进武汉的街巷里斗法，就能在剧情和台词里时不时调侃一下，缓解一下观众看殡葬过程的紧张不适。

片中有一场葬礼，老人家还没死就要提前排练，结果被儿子带人砸场子。

莫三妹等人都穿着戏服，你猜我看这场闹剧想到了什么？可不就是戏曲版的“大闹天宫”吗，锣鼓喧天、神魔混战。

其次导演刘江江也擅长引入新的元素来增加戏剧上的趣味。

比如小文把一个不幸去世的小孩的骨灰盒画成色彩斑斓的卡通宝盒，这在现实生活中恐怕是很难被允许发生的，但在故事里却是用童趣煽情的妙设计。

《人生大事》的生活气息，有大半功劳要归给导演把故事背景设置在了武汉――这个南方烟火气排得上名号的城市。

这是主演朱一龙的故乡，他本人虽然不痞，但从小也目睹过不少莫三妹这样的街溜子，稍加模仿就活灵活现，身体语言如鱼得水。

一个能端着热干面上街、粗口也是亲昵表达的城市，生死也被熏染得有了色彩、气味。

电影里小文作为“弃儿”第一次在“上天堂”过夜时，曾经被店里纸扎的陪葬小人吓到了，但是后来呢，它们被以蔬果的名字取代，甚至作为一时的玩具出现在小文的床上陪伴。

这是导演刘江江的感悟，打小他就发现干殡葬这行的，就不忌讳，除了遵守敬畏逝者的行规，自己的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，店里喝茶吃饭照样，聊天说笑无碍。

他脑子里甚至定格了一副画面，一个小女孩被殡葬用品包围还安安静静地俯下身趴在桌子上写作业，或许这个小女孩就是小文的原型。

小哪吒的无法无天，就是从追问莫三妹外婆去处开始，在她心中无恐惧挂碍。

到了老莫暗示儿子将自己的骨灰随鞭炮烟花与星同尘，片中这座城市超越生死、恣意舒展的浪漫就达到了高潮。

只要笑着，就没有输，这是我最近看一篇关于老顽童黄永玉的文章中印象最深刻的启发。

在后疫情时代，悲恸之所以没有击垮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力，就在于我们的文化基因里就有充满韧性的生存智慧，这也是余华写《活着》背后所依托的底层力量。

如何让逝者安心的走，哀思如何再推着活着的人继续生产生活，是《人生大事》隐藏的一道命题。

看《人生大事》，一直到老莫临终前对儿子的告白都是很打动人的，甚至我一度觉得是不是停在这里，把那些未解的难题就作为留白留着，是不是也还不错。当然，从叙事的角度说这是不完整的。

但后面剧情的发展则试图让故事没有坑，过于追求世俗意义上的“圆满”。

最刻意的部分就是要解决莫三妹与小文关系的命题上。在虚无的神界，孙悟空与哪吒不打不相识，厚礼产生深厚友谊，是因为他们都是“天条”排斥的异类，是逆子，是被伤过的孩子。

但回到现实生活里，普通观众难免会追问，一个曾经坐过牢的痞子，未婚、血气方刚，从法律上是没有资格收养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女孩的。

所以，电影安排小文的收养关系落在莫三妹的兄弟身上，他与女朋友领了证，成为养父母，这些大人共同抚养小文，这样处理还是行得通的。

但是为了把情感浓度推向极致，一定要让莫三妹与小文的“父女情”被观众认可、接受，故事有一点画蛇添足的让小文的生母从天而降，原来她没死，只是从国外回来，求莫三妹将女儿还给自己。

几乎让我有点尴尬的剧情出现了，小文坐上母亲的出租车，三哥在后面狂追，追不到，捶胸顿足。

后来又是小文逃出来，追回到“上天堂”，两人终于发现对方的重要性，救赎了自己，又是为了让这段关系合乎常理，莫三妹接受了打工的小文妈妈留在店里工作，至于这一对成年人是否发展出感情，就交给观众自己联想了。

不管怎么说，能够看得出编剧的努力与尴尬，要让莫三妹和小文在一起生活，是HAPPY ENDING，但又要符合人伦常理，法律规定，这的确是没办法的办法。

追求大团圆的执念，让这部作品在片尾滑了一下，过犹不及，失于刻意。

或许，创作者也有所预判，认为很多观众不太能接受故事的戛然而止，不了了之，但――生活的确是这样，当一艘船沉入海底，一个人成了迷。

在所有生死的故事里，最常见的是遗忘与丢失。

不管怎么说，《人生大事》在类型上迈出一大步，丰富了这些年来有些单调的国片，从市场反映看，它也狠狠地振奋了票房，是好样的，谈遗憾只是一点个人的意见。